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
离开北京那天，天气尤其的好。
头顶是澄明的蓝，没有一丝云，冬日艳阳绚丽让北方衰颓的枯树残枝都有了某种，顷刻便要生长抽芽的虚假生机。
阳光倾泻得那样慷慨，让人很难涌起格格不入的离愁别绪。何况这本是异乡，我将要归家。
暗自算来，也有三年多没有回家了。上次是几年前的春节，待了一周不到，便匆匆回了北京。我发现我两边都用的“回”字。但这次不同了，这几年的行李已经全都装进几个纸箱通通交付物流公司，先我一步辗转去向它们陌生的，我的故乡。
通俗地说是，北漂结束，打道回府。可我不确定自己到底算不算“漂”过，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我再也不能说“回”北京了。
不同于许多困于疫情，无奈不得归家的人，其中两年我算是借着疫情的“东风”顺水推舟地留在原地。这样说来也许有些卑劣，因为这场过于持久的疫情翻天覆地地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造成了太多不便、损失甚至伤痛，绝不是可以轻率调侃甚至幸灾乐祸的东西。可我不得不承认，有那么一些阴暗的瞬间，自己也许真如《鼠疫》中那位惹上刑罚官司，而因鼠疫到来社会失序，得以暂时逃脱惩罚的投机者。他因为这场“大众灾难”而如鱼得水，鲜活闲适得与疫情中焦灼忧虑的人们格格不入。
绝不敢妄言自己“闲适庆幸”，可的确从中获得了某些光明正大的理由，得以从“回家”这个词背后代表的一切麻烦和沉重现实中暂时解脱，享受了短暂的夹杂着愧疚的实在的轻松。
不过我早接受了自己，算不得什么光风霁月的磊落人。尤其在家庭亲情相关这一领域，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懦夫、胆小鬼和怨妇。
空间距离足够大时，许多情绪和记忆感触会变得轻飘飘又混沌朦胧，丧失了绝大部分冲击力。你可以做一个遥远的旁观者、点评家、过来人，对于原生家庭这个“热度已失”的议题，也早已丧失了倾吐分析的欲望。
因我后来发现，我认识的人，尤其我故乡熟识的朋友，各自的家庭和生活，也都大同小异、一地鸡毛。诸如父母角色缺失的童年，几代人无法调和的龃龉和观念代沟，愚昧莽撞毫无界限感的亲朋，酗酒之后丑态百出的一群男人，哭诉怨怼又勤劳隐忍到不知受苦的一群可怜女人，那些自尊心被当众刺伤踩踏的记忆……连悲苦和烦闷，也大都类似。
那些我曾经以为难以启齿的，天塌地陷的东西，这些，其实都没什么特别和，亮点。听众看客疲乏，我也早就怠懒得丧失了谈论回顾的力气。
于是乏善可陈的人生，便让人愈发无望消极。
其实，我本打算回家去死的。
死在异地他乡着实给朋友添麻烦，她本身就足够倒霉冲击了还得帮忙善后联系我父母。接着想到父母需要千里迢迢跑来解决身后麻烦事，惊诧悲痛和困惑之际，还得在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如何晕头转向局促难安，我愈加觉得自己真该死。
可不该死在那儿。
父母几年前花光积蓄买的房子在20层，有个很奇葩的设计，走廊与墙体之间是中空的，过道栏杆为了采光设计得不高，我以前走错楼打不开门想从玄关窗户进去，就爬过一次。他们不怎么过来住，我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把该交代和收拾的东西处理好，挑一个绝无人路过的时间，纵身一跃，终结烦恼。
只要往下一跳，便可以直落一层，仍在楼内，而不是风吹露染的室外。有一种，对比之下，从始至终安全无虞、温暖舒适的安心感。
我当然明白，这样的“体贴”和奇怪的“追求”，听来也许更加讽刺和荒诞。同毫无预兆的自杀相比，形式或时间地点不过都是细枝末节。
丝毫无法消解我的极度自私残忍，罪孽深重。
首先是，我加诸于父母后半生的苦痛难以弥补。也很对不起第一个发现我的人，可能会被吓到吧。以及住在这里的邻居和工作人员，大概也很困扰。虽然注册了遗体捐赠，可还不知道死后多久被发现，器官还能不能给别人用了。
然而既然已经选了最为自私的道路，这对于我的煎熬及解脱来说，也就成了细枝末节。
我想过很多很多，我想每个决定去死的人，除了真正去做的那一刻，都将那些劝解他人的话，那些鼓励安慰，分析利弊，那些对于自私不孝最激烈的控诉，死后不同人的反应及话语，都在脑子过过无数遍。
死后别人会如何点评或回忆我呢？我会不会成为网络上一时热闹的一段谈资呢？那么我的死亡唯一可谈的亮点或者人们为我挑选的最强有力的因由是什么呢？
这些，也已经播放演练过太多遍。
对于死人来说，这些无法控制也应当丧失意义。
可用依旧活着的我的头脑思考，我最不愿意因死亡被“围观”“扒衣服”。不知为什么我们的文化特性中普遍存在一种对窥私和“扒衣服”的习惯甚至狂热。然后再惯于轻描淡写地冠以“八卦”“闲谈”消弭其中的冒犯和伤害。
就好像我们都暗暗知道，对于一个人最大的打击和侮辱，就是示众，尤其是衣衫不整、一丝不挂地示众。连小孩子都知道，逮着讨厌的人犯的错嚷嚷得人尽皆知。
我很恐惧这个，也突然明白了死后要收殓要穿戴整理遗容的意义所在。因为这个，因为怕添麻烦，造成混乱，因为没有找到自己消失，所有存在过的痕迹或记忆也相应在我这短暂一生相识过的所有人头脑中消失的方法，于是一天天这么捱过来了。
我向亲近的朋友豪情万丈地说要改变要重新开始，跟父母自然地说回近处发展，寄行李订机票一切正常有序进行着。
其实，是这样打算的。
也许一座小城，我能安安静静轻轻松松地去死，也不再有什么一定要公开在社交平台告别诉说的打算。虽然还是要给人添麻烦，可掀不起什么大波澜。
以前很多次想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应该会洋洋洒洒写上好多封信，写很长的，去剖白去感谢去道歉或者埋怨，再郑重道别。
走到如今发现，啊，原来真正想死是疲倦到没什么好讲的了。
我可以说这一切是从想起了童年被邻居及堂哥猥亵的记忆开始累积的，是从生命中一些伟岸角色崩塌开始的，是从我无数次希望盼望信任落空开始的，是妈妈深夜打电话哭诉喝醉酒的丈夫骂人动手没隔几天她获得道歉冷战胜利又和好如初开始的，是意识到自己总在愤怒悲伤却不具备任何力量开始的，是从我见过的所有愚昧的可怜和可怜的愚昧开始的，是从我失眠开始的，是从我整日昏沉毫无力气和热情开始的。
这也许能博取一些“理解”，一点同情或唏嘘。
可那会不会也只是借口呢？这些对于早已成年的我来说，已经由尖利被消磨钝融。我只是在找另一场“疫情”，再次给予自己一个正当理由。
我一切正常，逻辑清晰能说话会笑，一直没有魄力去死，但岁末更加严重清晰地意识到，似乎更加没有勇气挺直脊背活。
怎么会这么累呢？我讲不清的，究竟是为什么。为了维持正常的表象已经耗费了我所有力气，只是忍耐坚持晃荡的心情太久了，依旧找不到活着的值得盼望的意义。
没什么好说的我这一辈子，自卑、怯懦、懒惰、不切实际、恐惧、憎恨、别扭、格格不入又不负责任。
于是打算就写“对不起，谢谢，永别了”。
让他们去猜吧。就让我不负责任自私任性最后一次，接着下地狱去吧。
我是这样打算的。
以至于归家之路甚至难得有一丝雀跃和轻松，连去机场的路上，北京司机师傅侃侃而谈时都大胆搭话真心捧哏了。
落地之时正是黄昏，我隔着廊桥玻璃，看一轮挂着毛边的红日正隐于地平线，雾蒙蒙的，很不清朗。熟悉的疲倦和沮丧卷土重来。
刚关闭飞行模式，陌生的号码打来电话，我猜测是我爸提前联系的司机。说是有熟人有一帮司机兄弟专门跑省城到老家县城之间的路线，他的熟人没空，帮我安排了另外的司机。
接通之后，那边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我有些意外。
她问我是不是某某（我爸的熟人）让她来接的人，并让我到停车场等她。
我问她贵姓，接着说我可能要去取下行李，还得等一会儿。
她说：“没关系，行李等不了多久，我还有十分钟左右才到机场，你取完行李先到停车场那一层。”
接着向我郑重强调了两遍，到停车场她过来接我，路上无论谁问起一定都要说是认识的朋友来接的，一定要说是认识的，一起的。
我想“每天到机场接人的那么多，谁会没事刻意问这个呢？”但还利落答应了。
后来我明白过来，我爸说的熟人的那帮司机，大概是没有营运资格的私家车司机，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开“黑车”了。
我没有任何多余想法，一是便宜；二是熟人介绍，虽然我爸总是自以为自己有很多要好牢靠的熟人或“兄弟”；三是，即使是黑车也是位女司机，倒不用担心其他什么安全问题。
而且想到自己的打算，担心安全问题也着实多余。我甚至不知道多少次期盼过自己可以被动丧生于别人制造的意外，或者自然猝死，这样可以心安理得当个无辜受害者，而不是自觉主动承担自我了结的所有不解和指责。
想到这点，我甚至隐隐涌起一丝兴奋的期盼。
取完行李，我果不其然走错了楼层。不过我的人生概括起来，似乎就是总在理所应当中横生波折，习惯了，于是又费了些时间重新到了正确的位置。打电话通知她到了地方，她说“马上就到”。司机的马上很少是真的马上，于是我慢悠悠去一边洗手间上了个厕所洗了手，出来的热水比预料得烫许多，大惊小怪地反射性缩回来叫了一声“妈呀烫死了”，一旁打扫的阿姨不带恶意但毫不掩饰地笑话我。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老是习惯记录这些无关紧要的细微末节，说些无边际的废话。可那些“无意义”的片段与人事总比惊天动地戏剧化的东西更强悍地附着在我的记忆上。
以前我认为自己约摸是有一些天分的。
敏感多疑，擅长捕捉细节和检视细微的情绪变动，总在观察，总在胡思乱想，也恰巧被赋予了过多过强的共情力，不知为何别人的喜怒哀乐苦痛尴尬也能沉甸甸压在我心头，可有时又会被自己岿然的冷漠吓到。从前我以为自己也许能成为一个正儿八经的“作家”，也相信过“文学是一字一字地救出自己”。
我当然失败了，高估了自己，也错估了文学跟现实的距离与界限。
这一切本可加以利用的“天分”成了孤芳自赏的苦痛的来源。
那个开空头支票说要签小说版权，但必须得影视化之后才能分成拿钱的人告诉我“文学需要没有后顾之忧”。其实我觉得他说得挺有道理的，可还是止不住在屏幕这边冷笑。不知是笑他装模作样把我当少不更事的小姑娘忽悠，还是自嘲。
大抵还是自嘲更多，远虑近忧，我从来不敢高抬自己妄谈文学，只是个无能脆弱的空想家，无病呻吟自说自话。我不知是因为苦痛煎熬才要写，还是因为想要写而苦痛煎熬。
可我如今连这样的欲望都丧失了，这样的异想天开在我生长的地方，连说都显得格格不入，做作难堪。
也罢，我累了，让别人去猜吧。反正都对，都不对。
看我，其实还是控制不住倾述欲的吧。从这点看，我就成不了以为的人。
所以，我本打算回家去死的。
可我没料到，载我回去的是一位“黑车”女司机。
在机场低矮阴暗的停车场一角，我们因为等待另一位乘客独处的一段时间，她用极度平静自然的语气与我闲聊。
“说来有些难以启齿，我之所以出来跑车拉客，还是因为快吃不起饭了。很难想象吧，这个年代还有人会吃不起饭。”
由这段话开始。短短的半个小时，从她轻描淡写讲述的片段得以拼凑出她主要人生轨迹，现状困境。
开始我当然是有些不信的。一个有车的人，无论如何不至于吃不上饭。很快她就解开了我的疑虑。
事实是，她重新回来跑车拉客才几天，车是当初借高利贷买的，还了一两年，发现只还了些利息，于是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又借网贷去还了高利贷。左手倒右手，还有信用卡，到了最后再也填不上窟窿，去上班每个月只有两三千，也来不及了。于是本将车卖了，当时十几万办下来的车折价下来两三万就出了手，可临近新年，她在家躺着，没有收入，毫无指望，想着这样着实不行，终于拉下脸又求母亲赎了回来。
她们家本是条件极好的，九十年代在镇上就有了一栋几层的小洋楼，可父母毫无远见，没有在县城买上几套房子，而父母挥霍，双双开始麻将赌博，全都败光，还欠了些债。如今她爸爸得了肺气肿，在家躺着，也折腾不起来了，母亲也算收了心，开始做点小生意。
“我也就求她这一两次，还有实在还不上时，她帮我还过两万块。其实他们在我身上没花多少，我就念了高中。我妹妹读了大学，现在在市里买房买车，她花的更多些。”
她中途拿出一包饼干，问我是不是没吃晚饭，饿了让我一起吃点。我毫无胃口，婉拒了。她又邀请了一回，我仍旧拒绝了。她便说起，今天十来个小时，就在车里吃了几片面包喝了点家里灌的开水，现在有些饿了。于是边吃饼干，边问我几岁，结婚了没有。
我二十好几，当然也没有结婚打算。
“还是该找了。像我妹妹，也是年轻的时候挑来挑去，现在更难找了。87年的，现在还没结婚，最后还是去相亲了，谈了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成。人还是得找个伴生个孩子，以后至少能帮你照顾一下老人。像我，虽然离婚了，但是有个女儿，她以后还是得认我。”
“这说不准的，”我答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怎么知道自己找的人到底能不能靠得住呢？”
“也是。”
她吃了几块饼干，喝了点水，随后拿出一支细长的女士烟，问我抽不抽，我说不会，让她自便，她便独自点燃抽了起来，烟味很淡很淡。
“不过我教你呀，如果要找男朋友，千万不要找那种，只有嘴巴甜，哄人的。不靠谱。”她朝车窗外吐了第一口烟，扭头笑着对我说。
趁此机会我终于大胆地看向她的脸。
她已经上了年纪，没有化妆，皮肤黄黑也有了些斑纹。可眉目脸型仍能看出年轻时大抵是有些颜色的。何况她的姿态实在太过，大方，坦率。即使是让人难以招架的，那种令我我恐惧，我生命的前十几年看惯了的，因为愚昧而无界限感的直接或者真实，这样的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是很招人喜欢的。
“像我交了的这个男朋友，本来我跑车跑得好好的，他就拉着我，说这么累，跑什么车，玩儿嘛。然后我就跟着玩儿。谁晓得，最近又被抓进去了。所以我又没有收入来源了呀，拖到现在快过年了，没有办法，就又重新出来了。”
我忘了那位是因为改装车还是抓赌进去了，只是不知如何应答地含混应了一声。
“这样一看，女人还是要靠自己。”她突然说。
她是个意外的诉说者，我也不算十分合格的倾听者，我们俩都平静地与这些内容不太相符。甚至还不如先前对北京的司机师傅讲的冬奥八卦反应热络。只不过一个是装的，另一个是我不可避免地走神，联想自己。
后来她不知为何说到她已经上中学的女儿。
“她跟着她爸爸呀？”
“嗯。”
于是便又谈到她的前夫。
算是个富二代，家里在另外的县城有好几套房，有门脸。她嫁过去，开始几年过得太舒服了，公婆对她也很不错，家里的家事由不止一个保姆做。
“简直跟少奶奶差不多了。”
“那怎么又离婚了呢？”我终于有了些好奇心激发的交谈欲望。
“他喜新厌旧呗。就相当于过了几年，他就找了新人，都带回家了。我又是那种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就离了。”
“他家里这么有钱，你离婚都没分到一点财产吗？”
“没有，都是他爸妈的。而且我们后来开了个服装店，还是一起借的钱。所以离婚我反而背了一半债。离婚的时候他还朝我动手，动手打我。”
即使说着这样的事，她也平稳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没什么激动起伏，甚至带着一丝趣味的笑容。
“而且当初我们在一起，最开始他爸妈是很反对的。说是隔得太远了。但是他硬是要和我在一起，都从他家跑到我们这边了。我们是网上认识的嘛。他就要跟我结婚，后来怎么呢？他就在网上发，要是父母不同意，他就自杀。就把他爸妈唬住了呀，后来就同意了。”
在我脑子里那几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感慨还未念完，她已经拿起手机重新查看航班信息。
“降落了，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将车窗摇上去，明白这短暂的，但是平稳固定的似乎已经让人习惯甚至自如的氛围即将被打破了。
“太好了她没有行李。”她接完电话，用难得兴奋的语气告诉我，“终于可以走了。”
“我今晚回去一定要吃一次烧烤。我太久没有吃过烧烤了。这两天都是在车里面吃的。前天我从早跑到晚，你猜我拉了多少钱？”
“不知道。多少呀？”
“50多块钱。”
这着实还是令我有些诧异，从北京打车价格中很难想象，大概我表现得太过明显，她甚至直接又将手机几个平台收益记录翻给我看。
“今天就不错，早上跑了一个比较远的，然后就是你和等会这个，那边还有一个带着小孩也是要回去的，等接完你们，就开过去接她。这样也有好几百了。可是也是可遇不可求的。要是天天都像今天就好了。”
“最近快过年了，很多人回来，应该会好的。”
“不是，今年不太行，疫情嘛，很多人都没回来。”
说到疫情，她便说起打完第三针疫苗，手臂夸张的疼痛。我适时说起北京的疫情，玩笑说我已经做了核酸，安抚她应该没有问题，要不然不会放我回来。
“这我倒不害怕。有时候我想要是染上这个，可以死了，那也就不用担心这些债了，还解脱了。”
她此时的想法与我的何尝不是不谋而合呢？当你眼下有更紧迫和难以忍受的困境，其实反而期盼另一场包含更多人的灾祸降临，使自己不再孤身一人。我理解她，一边开始心虚。
可目前来看，在咱们国家要染上病毒，想死也挺困难的。
于是她只是再次嘱咐我，万一要是我感染了，要是流调，也不要说她的真实身份，还是要坚持是搭熟人车。
我觉得她的担忧有些令人可爱的心酸。真要出事，无所遁形的流调怎么可能让我们一戳即破的谎言躲过呢？
她不知道，也许我比她更惧怕这个。
我也有许多谎言，一戳即破。
真正启程已经是我降落一个小时后了。城市的霓虹璀璨闪烁，我问我可不可以拍一拍家乡的夜景，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
“你拍呀，随便拍。只要不是举报我。”
我笑笑说不会。故乡的夜景也是美的，城市那么大，我们却都是渺小的失意人。只是我听过了她的故事，甚至在她说起死时，还例行公事般地宽慰她：“你要想着，只有活着才有机会变好。当你一直倒霉，走背运，到底了，就该是起来的时候了。”
她不知道我的。
她也许更加不知道，那个萍水相逢的，倾听过她一点故事，在夜色和华灯中同行过一段路的乘客，因为这段旅途，再给了自己一次机会。
我本来是打算去死的。可车子穿行过一条长长的隧道，突然又见夜空独特的蓝色，我突然想，再多活一阵子。
至少，把这个故事写完。
至少，将那些沉甸甸压在心头的，遇见过的，一直逃避的，惧怕直面的人与现实，讲一讲。
她们大多是女人，也许是我的妈妈，我的奶奶，我的姐妹，我的姨妈，也许是邻居，同学，朋友，也许只是萍水相逢甚至仅听闻过的平凡女人。
我一定得讲一讲。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也要讲一讲。
因为我突然明白，自己苦痛的根源，是我见过许多女人，尤其是故乡偏远小城的女人，我自作主张地以同情的目光看待她们，擅自觉得她们苦痛。可她们，早已不知自己身在苦痛中，不知是什么让她们那样隐忍又自然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她们可悲又可怜，可怜又可悲，可怜可悲中偶尔夹杂的那丝可爱，又显出苦中作乐的可恨来。
我一直想那种东西——让她们不知苦痛为苦痛，惯于奉献又奉献，成为妻子，成为儿媳，成为母亲，就是不拥有自己，的东西。我很可笑地像堂吉诃德，妄图将她们从那种东西中拯救出来，包括我自己。
堂吉诃德注定是个悲伤的笑话，我没有那样强悍的自欺欺人的能力，本打算引剑自刎。
她们许多人，甚至不明白我为何“发神经”擅自说要“拯救”她们。
可是，没有人该习惯受苦，没有人，该把苦不当作苦，靠咀嚼“吃苦耐劳是美德”回甘而忍耐苦难。
众生皆苦，这个词，不该那样轻飘飘把芸芸众生都埋葬了。
总该有更聪明强大勇敢的人，去救救我遇到过的这些女人们，甚至比她们还苦的人。告诉她们，其实有更多选择，更好去处，更正当的权利去提要求，可以自立自强，还有很多活法。
我做不到，可我等候那样的人，告诉那样的人，有这些人存在。
这是我活到今天的理由，我还未完成的，职责。
于是，年1月27日，我写下了《归乡·人间》系列之《故乡的女人们》的第一篇，我将它命名为《女“黑车”司机》。
我还是擅自将她写入文章中，尽力模糊了地点、时间与姓名，希望不要发生任何她担心的后果，给那些为了生活苦苦挣扎的人造成困扰。群里有位师傅好不容易攒好钱开了自己的餐馆，因为疫情倒闭了又重新回来开车。
“我们还说去他店里聚一下呢，还没有去吃过，就倒了。”
我希望，他们一切都好。希望那位司机姐姐，那天真的美美吃了一顿烧烤。
今天的夕阳早已落下，夜色裹挟着湿润的雾气侵袭我的窗台。我已到达20层，深渊就在我右手一墙之隔的地方，拉开窗帘，透过玻璃和防盗不锈钢条，我可以轻松与它对视。
这里灯光明亮，我的序章已经写完，希望它能容忍我多活一天，再多一天，不要过早召唤我推开门，走过去。
